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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森:我认为,我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推动我所在的机构——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牛津大学——更加重视中国。比如,在大英博物馆资金有限、没有专项拨款的情况下,我想方设法筹措资金,使得中国馆得以扩建和改善。学术上的主要贡献,首先是系统整理和记录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玉器,出版了《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玉器》,在我之前,还没有人如此详细地梳理和研究这批藏品。其次,我认为《莲与龙:中国纹饰》是我写过的最“聪明”的一本书。以云冈石窟为例,其建筑风格实际上受到了希腊和西亚的影响,某些部分饰有涡卷纹,而这种涡卷纹源自西方:你可以在大同的装饰纹样中看到它,但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却找不到。这种涡卷纹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,并经由西亚传入中国。我想呈现的是,中国佛教石窟装饰风格的整体演变过程。有些装饰元素随着佛教传入中国,并在本土环境中发展。例如,云冈石窟的一个柱子顶部装饰着被称为“爱奥尼亚柱头”(Ionic capital),这一设计最早诞生于古希腊。明清时期,青花瓷被大量出口到中东,在书的最后几章,我探讨了中东对中国的影响。伊斯兰装饰艺术中出现了中国元素,比如龙和凤,甚至在一些伊斯兰手稿中,也能看到源自中国的云纹。这种交流并非单向,而是双向的、相互作用的。《莲与龙:中国纹饰》正是探讨这种文化互动如何发生,它不仅仅是单个物品的流动,而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,在本土发展,并在蒙古帝国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下,又向地中海地区扩散。乍看之下,这似乎微不足道,但实际上,它揭示了所有文化交流的深层机制。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互动模式,不仅体现在石窟艺术中,也广泛存在于陶器、瓷器等领域。
但鱼晓辉也坦言,企业要发展,光靠“一日聚”肯定不够,所以也在延展业务链条,包括上海郊区游、外地游、优质农产品推进等,但有一个原则,不充卡,不打折,主打价廉物美,保持微利即可,避免有争议的商业项目。“我们希望细水长流,十年二十年后还能陪着爷爷奶奶们,小心翼翼守住他们的信任。”
澎湃新闻:“丝绸之路”展览中关于敦煌的部分令人印象深刻,我甚至听到一些英国观众感叹,一定要亲自去敦煌看看。敦煌的研究是否为您带来了新的视角或启发?
罗森:中国地域辽阔,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,但在历史上,对动植物和自然科学的系统研究相对较少。尽管中国有《本草纲目》这样的医学巨著,但在地质学、植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探索却相对有限。而在欧洲,许多学者早已投身于自然研究。例如,在达尔文之前,亚历山大·冯·洪堡(Alexander von Humboldt)便前往南美,考察并记录当地的动植物、地理和气候。我认为,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科举制度。中国的精英阶层长期以来主要专注于经史典籍的研读,而不是自然世界的探索。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科学研究的发展。相比之下,工匠阶层虽然在木材、陶土、纺织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,但他们与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交集,知识难以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流通。而在欧洲,社会阶层的流动性相对更强。比如,在一个有多个孩子的家庭中,长子通常继承家业或土地,而其他孩子可能会选择接受教育、进入教会或投身科学探索。像达尔文,他原本打算成为一名牧师,但后来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是自然科学。洪堡也是如此。他们愿意远行考察。这种探索精神在欧洲的航海时代尤为重要。此外,航海本身也是一个技术挑战。相较于大西洋,横跨太平洋的难度要大得多。太平洋面积庞大,风向复杂,季节性变化显著,航行者必须掌握如何借助风力航行。而且,在漫长的海上航行中,要精确确定自己的位置,必须依赖精准的计时工具。航海钟的发明正是在伦敦完成的。
行动方案明确,重庆将围绕“2035年终结结核病流行”目标,按照市、区县、镇街和村社四级管理权限层层压实责任,动态划分高中低疫情地区,实施“一地一策”,采取针对性的防治措施。
当杰西卡·罗森(Jessica Rawson)教授起身前往厨房倒水时,我独自留在她的起居室,有些无所适从。目光游移间,这个充满故事的空间逐渐映入眼帘。门后的墙上,一副对联跃入视野,字迹苍劲有力:“春满乾坤福满门,天增岁月人增寿。”对联中央,一座深棕色的木柜静静伫立,柜上摆放着一对青花瓷器,瓷器之间是一只红色提篮,宛如古代送餐的食盒。古董木椅上搭着威廉·莫里斯风格的沙发垫,繁复的藤蔓花纹与波斯风格的地毯遥相呼应。窗框旁的墙面饰有“麦金托什玫瑰”壁纸。透过落地窗,庭院中的花园尽收眼底。窗前,一张简朴的书桌上,青花瓷瓶台灯放在一角,旁边堆着两摞资料。壁炉两侧的书架上,书籍寥寥,却错落陈设着形态各异、带有不同文化韵味的瓶瓶罐罐。整个房间仿佛是一个微缩的世界,东西方文化在此交汇、古典与现代在此碰撞。
象州县农机中心高级工程师韦崇新说:“机械化工厂集中育秧实行统一管理、统一技术标准,可以保证秧苗质量的一致性,是水稻种植全程机械化的关键环节,也是水稻高产稳产的技术保障,不仅节省劳力,降低成本,还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。”